资料图:2019年4月24日下午,由文化和旅游部、国家文物局联合主办的“归来——意大利返还中国流失文物展”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开幕,796件流失文物“回家”后国博首展。图片来源:ICphoto
过去十年,富裕起来的中国人对精神生活的追求空前提高,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中国对于深化文明交流互鉴也更加重视。
中共二十大报告提出:“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坚守中华文化立场,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推动中华文化更好走向世界。”
此间传播学者注意到,这是党代会的报告首次将文明传播力影响力与国际传播能力放在一起阐述。
北京大学国家战略传播研究院院长程曼丽表示,这意味着中华文明不仅是“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的重要方面,也将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提供更有力的价值支撑。
中国领导人高度注重从中华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到阿拉伯国家联盟总部,从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到亚洲文明对话大会,习近平在多个场合阐述中国的文明观。
从十九大报告提出“加强中外人文交流,以我为主、兼收并蓄”到二十大报告提出“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执政党对以文明沟通民心、以文明塑造国家形象的思路更加清晰。
程曼丽表示,过去十年,中国领导人运用中华文明,提炼中国智慧,为世界治理提供中国方案。只有理解了中华文明,才能理解人类命运共同体背后的思想力量和精神力量;文明多元化决定了现代化道路的多元化,理解了中华文明,才能更好地理解中国模式、中国道路、中国式现代化的根基。
“西方以理性建构的方式,给世界强加一套规则体系,欲将中国塑造成西方投射政治想象的载体。”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赵永华说,21世纪的今天,中国突围文明话语困境的基本策略就是“讲好中国故事”,向世界传播中国声音,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讲故事并不简单,是给周围世界和生活赋予意义和秩序的过程。”
赵永华认为,阻碍国外受众接受中国故事的并非信息不畅,而是根深蒂固的文化观念和偏见。讲故事的终极目标是要寻找到文化之间的可通约性,以文化间性和文化包容弥合文化差异,彰显中华文明的宽广胸襟。
北京冬奥会开幕式上,充满中国文化底蕴的“二十四节气”倒计时惊艳世界;闭幕式上,“折柳寄情”让世界看到了传统中国人的含蓄与深情。“相互尊重,平等相待”“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开放包容,互学互鉴”……这些中国传统文化和智慧也在“天下一家”的叙事中为更多人所理解。
文明交流体现在日常点滴中,从不戴有色眼镜看人,到尊重彼此的饮食、服饰、语言、风俗、传统和流行文化,再到彼此欣赏、美人之美、美美与共,需要千万条交流和对话的桥梁和纽带。
文明交流与传播也从官方、媒体、学界的行为变成民间自觉自发的行为。十年间,中国传统文化精粹不断融入新时代的发展潮流,国潮成为新时尚,文博创意产品成为网红新宠,非遗绝活正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新生代继承,并通过社交媒体吸引国外更多人的目光。
互联网上受欢迎的不仅有李子柒们展示田园风光的短视频,还有中国的网络小说、影视作品。国外受众从中一窥现代中国人的精神面貌。为了更好地了解中国文化,世界各地学习中文的年轻人也越来越多。
“文明的传播力影响力必须落在国际传播的实处才能焕发生机和活力。‘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不仅仅是传媒机构的事。”程曼丽说,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以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任重而道远。(完)
人工智能如何做到可信、可用?专家热议:把责任归结到个人****** 中新网北京12月11日电 人工智能治理的理想状态,是人工智能技术能做到可知、可信、可控、可用。而在现实中,人工智能技术手段虽然非常强大,但是离完美、完善仍有相当的距离。从技术角度和技术应用角度,人工智能的发展如何做到扬长避短? 近日,在2022人工智能合作与治理国际论坛上,专家围绕该话题进行了讨论。 ![]() 中国工程院院士、鹏城实验室主任高文认为,现阶段很多技术还处于发展的过程中,如果过早地说这个不能用、那个不能用,可能会抑制技术本身的发展。但反过来,如果什么都不管,也不行。 “因此,现在更多还是从道德层面多进行引导。同时,做技术的人,也要尽量把一些可能的风险、抑制工具,即约束风险的工具,尽快想明白。自己也做,同时号召大家做,两者结合。”他说。 清华大学智能产业研究院国强教授、首席研究员聂再清认为,我们要保证能够创新,但同时不能让创新对我们的生活产生破坏性的影响,最好的办法就是把责任归结到个人。 “技术的背后是有人在控制的。这个人应该时刻保证工具或创新在危险可控的范围内。同时,社会也要进行集体的监督,发布某个产品或技术,要能够召回、撤销。在创新和监管之间,当然是需要平衡的,但归根结底,还是要把责任落实到个人身上。”他指出。 瑞莱智慧RealAI公司联合创始人、首席执行官田天补充道,在技术可解释性方面,需要去进行技术发展与相应应用场景的深度结合。大家需要一个更加可解释的AI模型,或者更加可解释的AI应用。 “但我们真正想落地的时候,会发现每个人想要的可解释性完全不一样。比如:模型层面的可解释,可能从研发人员角度觉得已经很好了,但是从用户的角度是看不懂的,这需要一些案例级的解释,甚至通过替代模型等方式进行解释。因此,在不同领域,需要不同的可解释能力,以及不同的可解释级别,这样才能让技术在应用场景发挥最好的作用。”他说。 将伦理准则嵌入到人工智能产品与系统研发设计中,现在是不是时候? 高文认为,人工智能软件、系统应该有召回的功能。如果社会或伦理委员会发现这样做不对,可能带来危害,要么召回,要么撤销。 高文说,应用的开发者,系统提交或者最终用户让他去调整的时候,他应该有责任。如果开发者发现已经踩线了,应该给他一个保护机制,他可以拒绝后面的支持和维护,甚至可以起诉。“不能只说哪一方不行,光说是开发者的责任,他可能觉得冤枉,因为他只提供工具,但有时候是有责任的,只是说责任怎么界定。” “在人工智能的发展过程中,一方面要建立一些红线。”田天建议,比如,对于人工智能的直接滥用,造假、个人隐私泄露,甚至关联到国家安全、生命安全的,这些领域一定要建立相关红线,相应的惩罚规定一定要非常清晰,这是保证人工智能不触犯人类利益的基本保障。 “在这个基础上,对于处于模糊地带的,希望能留有更多空间。不光是从限制角度,也可以从鼓励更加重视伦理的角度,促进合规地发展。”田天称。 2022人工智能合作与治理国际论坛由清华大学主办,清华大学人工智能国际治理研究院(I-AIIG)承办,中国新闻网作为战略合作伙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等国际组织、国内外学术机构支持。(中新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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