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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文化视域下国际传播语境初探******
毕永光
【提要】叙事语境是对外话语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国际传播的跨文化属性，要求我们必须突破不同文化间的语境藩篱，从语言、图像符号的信息本质入手，以“平实的陈述，生动的表达”构建叙事语境，减少“中国声音”跨文化传递的失真率，提高“中国故事”的易读性和亲和力，为对外传播在域外“入脑赢心”创造条件。
【关键词】跨文化传播 叙事语境 传播艺术
近年来，中国加强了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对外传播产品的供给不断丰富，网络、通信等技术保障日益完善，对外传播渠道建设也有了长足发展，与海外媒体开展内容采集、制作、播发等合作取得积极进展。
2021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三十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加强国际传播的理论研究，掌握国际传播的规律，构建对外话语体系，提高传播艺术。”硬件和渠道建设之外，国际传播软件建设不可或缺，更是难点所在。“软件”是传播内容，更是支撑内容的话语体系。在这个体系中，叙事语境是关键一环。通过文字、图片、声音、视频媒介制作的任何单一和多媒介传播产品都存在叙事语境，检验国际传播叙事语境成效的标准是跨文化的“穿透力”，即对域外受众“入脑赢心”的能力。
一、跨文化传播需要跨越语境鸿沟
跨文化传播是不同文化系统之间的成员所进行的信息交流行为与传播过程。[1] 跨文化传播的障碍在于，当一个信息离开它被编码的文化，进入另一种文化并被解码时，可能被误读，甚至反向解读。
(一)中国对外传播的语境障碍
面对世界文化的多样性，国外传播理论界通常把世界六大宗教作为文化板块区隔的重要参照，以基督教(包含天主教、东正教和基督教)、犹太教、伊斯兰教、印度教、佛教和儒教(儒家思想)为底色描绘世界文化版图的框架。[2] 当然，这种划分是粗线条的，相同区域性宗教与各国本土宗教信仰、历史文化、地理环境等相结合，又生发出文化的复杂性差异，受儒家思想影响的中国、日本、韩国、越南等国家之间的传播具有显而易见的跨文化传播属性。
当前，对以欧美为代表的西方国家的文化传播是中国开展国际传播的重点和难点所在，东西方价值观差异造成的“语境鸿沟”是必须面对的。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的差异。东方文化崇尚集体主义，而个人主义是西方文化的底层价值观，这种差异在东西方国家防控新冠肺炎疫情的不同社会实践中表露得很充分。二是“权力距离”的差异。荷兰传播学者霍夫斯泰德提出，在一个特定文化范畴中社会成员与权力之间的距离是重要的价值观维度。东方社会被认为是“高权力距离社会”，即认同权力是社会的一部分，社会组织往往显示出集权性，而西方社会则相反。三是“高语境与低语境”的差异。美国人类学家爱德华·霍尔发现，东方社会的高语境文化更加依赖含蓄、间接的表达及非语言交流，而西方社会则是低语境文化，喜欢开门见山、直接的语言表达。
中国开展对外传播除需克服价值观差异带来的障碍，还需面对西方对东方历史形成的偏见与歧视，以及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对当代中国崛起的刻意抹黑与打压，令跨文化传播难度进一步增大。
(二)寻求语境最大公约数和共情点
当前，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是当务之急，这就需要深入研究跨文化传播的理论与实践，在“融通中外”上下功夫。文化之间的鸿沟客观存在，难以填平，但在其上搭建一座“便桥”，保障传播信息的跨文化抵达是可以做到的，这就需要寻求语境最大公约数和共情点。
语境最大公约数和共情点有两个层面。一是叙事层面。中国的对外传播要向低语境文化“降维”，回归语言及图像等符号传递信息的基本功能，删繁就简，在叙事方式及背景关联上力求简洁明了，化解不同文化背景受众的解读障碍。简洁明了并不意味着枯燥乏味，还需要生动活泼的表达，增加亲和力。当年，周恩来总理向国外受众介绍新中国第一部彩色影片《梁山伯与祝英台》时，把它称为“中国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就是经典的跨文化传播案例。二是价值观层面。“寻找共同点”始终是跨文化传播的密钥。我们的国际传播产品在宏观上需将中国特色文化融入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中，中观上需体现法治、低碳环保、人道主义等普遍认同的理念，微观上则要坚持“以人为本”，大力弘扬人类情感的暖色与人性的光辉。这样的语境才易于在其他文化背景的受众中引发共鸣。
在国际传播中，语言翻译固然重要，但对传播效果的影响不是决定性的。一方面，只有符合跨文化传播规律文本的翻译才会有理想的传播效果；另一方面，在人工智能快速发展、机器翻译不断成熟的背景下，一个好的中文文本同样具备国际传播的多种可能性。
二、当前对外传播的语境落差
对外传播场景包括媒体对外报道，展会、论坛、招商等场合及网站、新媒体上的对外宣介，与外国机构、企业及国际组织的沟通交流，在海外媒体上的形象展示等。我们很重视对外传播，但实操中往往受制于长期身处其中的文化语境，跨文化传播创新思考、实践经验尚有不足，对外传播产品在叙事语境上还存在一些局限，影响国际传播实效。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调子过高
在国内传播环境中，内宣体、文件体、企宣体、网络体等语境范式，如果不用跨文化传播思维加以“再编码”，有意识地进行受众场景转换，形成全新的对外语境，很容易造成在国际传播中调门过高、“用力过猛”。主要表现为照搬政治话语、宏观铺陈、自我夸大、结论先行等，这就等于在外国受众面前立了一堵墙，很难达到传播效果。
(二)意图外露
当下中国开展国际传播，就是为影响广大对中国不了解甚至有误解和负面看法的国外受众，转变他们的看法，扩大中国的“国际朋友圈”，服务于海外统一战线工作，因此不可避免地带有“劝服”属性。但是，在叙事中直陈我们的“劝服性意图”，或把官方政策取向直接移植到对外语境中无疑是不明智的。传播心理学告诉我们，人们对“隐秘动机”始终是敏感的。如果受众感到传播方有明显的说服意图，很可能会觉得对方有所图谋，从而不肯相信相关信息。[3]
(三)用语不够平实、清晰
语言符号有约定性、抽象性、多义性，使用语言符号在跨文化传播中准确传递信息并非易事。中国语言文字博大精深，但在对外传播语境中，要把便于海外受众准确接受放在第一位，不应迷恋于华丽的词汇、恢弘的排比、复杂的句式。堆砌辞藻貌似高大上，却损害了语言表意的基本功能。因此，对外叙事提倡“白描式”陈述，少用或不用形容词、副词，避免使用令海外受众费解的政治术语、“热词”、简称，如“弯道超车”“政策洼地”“热土”“海丝”等。另外，网络体有生动的一面，但网络空间文化区隔性较大，网络词汇是深厚的本土社会文化土壤的产物，通用性不强，并不适用于跨文化传播。对外叙事使用网络词汇、“热梗”，难免遭遇“尬聊”。
(四)缺乏好故事
近年来，我们在“讲好中国故事”方面做了大量探索，对外传播产品中故事不少，但好故事、能在不同文化背景受众中引发共鸣的故事还是不多。讲故事关键要见人、见事、见细节、见情感，要能打动人，避免套路化的叙事。故事的形态是多样的，有宏大的故事，也有普通人的故事；文字可以讲故事，图片、视频也可以讲故事；可以是完整的故事，也可以是嵌入式的小故事，一句话、一张图、一个短视频都可以承载一个精彩的故事。比如北京冬奥会的点火仪式，“燕山雪花大如席”的小故事就把低碳环保理念与中华文化很好地结合在一起。
以上说的主要是“术”的不足，这些问题的解决关键在“道”，即在价值观层面更好地“融通中外”，寻找对外传播语境最大公约数。
对外传播首要目标是信息抵达，最佳也是最难达到的效果是实现共情，既让海外受众“心有戚戚然”。要达致共情，必须有“移情”的能力，即认识和理解他人看法和感受，并以令人容易接受的方式传递这种理解的能力。[4] 要具有这种能力，就要求传播者虚心了解传播对象国和地区的历史、文化，了解当地受众的认知习惯，做到知己知彼，因地施策，分众传播。
三、构建国际传播语境应着眼于提高跨文化亲和力
(一)倡导“平实的陈述，生动的表达”
中国新闻社在长期从事对外传播实践中形成了“中新风格”，在叙事语境营造上主张增加人情味，摒弃宣传味，采用民间视角和海外受众习惯的语言，努力做到“长话短说、官话民说、硬话软说、空话不说”。[5] 近年来，中新社进一步提出“中话西说”，探索用融通中外的理念开拓跨文化传播的新路径，并开辟了以“理性对话，文明互鉴”为主旨的学理性专栏《东西问》。
构建国际传播语境应以“平实的陈述，生动的表达”为基本导向。平实的陈述便于理解，生动的表达易于接受，这是提高传播产品跨文化亲和力的内在要求。
“平实的陈述”中的“平实”是指用平实的态度、平实的语言讲述事实，语汇的指代应该是具体的、清晰的而非抽象的、模糊的，在叙事中降低中国高语境文化中表意“虚”的部分；“陈述”就是有条理地说出，区别于抒情，更不是煽情。由于文化背景的差异，在对外传播中期待用内宣方式煽情、制造“泪点”是不现实的。
在传播实践中，对内容的生动表达往往易于被受众接受且不易被遗忘。“生动的表达”体现在标题制作、语言组织、叙事架构等方面，以小见大、细节、现场感、生活气息、人情味等都可以成为生动表达的载体。
“生动的表达”还应该是简短的。简短是传播内容的浓缩状态，有助提高对外传播效率；另一方面，在当今信息爆炸、碎片化阅读为主的时代，简短的内容更容易被不同文化背景的受众接纳。因此，在国际传播中应用语言符号时应提倡短文、短句、短段落，力戒穿靴戴帽、拖泥带水。当然，简短的内涵是注重对传播内容的提炼，并非简单的篇幅长短问题。
(二)重视摄影和视听作品在国际传播中的“破圈”效应
视听作品包括影视、音像、视频等形式。摄影和视听作品对语言依赖较小，更适合在不同文化圈之间传播。加之国际传播有“浅传播”的特征，即让外国普通受众对中国有一个大致的、表象的正面印象就达到了有效传播的目的，这也让摄影和视听作品有了发挥的广阔空间。
“平实的陈述，生动的表达”同样适用于视觉和听觉作品。以北京冬奥会开幕式为例，对外国观众而言，他们通过屏幕看到的就是一个带有丰富中国元素的视听作品。在举世瞩目的时间节点，开幕式展示了当代中国人的开放、自信，中华文化的简约、大气、唯美、灵动，自然成为以一当百的中国形象宣传片。
李子柒则是民间对外传播的典型案例。她拍摄的展示田园生活的视频作品将中国节气、节日、民俗等文化融入衣食住行之中，以精致质朴的画面见长，没有配音，更没有英文字幕，但这并不妨碍她在海外社交平台拥有上千万粉丝。
视觉形象塑造也是敌视中国的西方势力攻击、抹黑中国的“武器”。充满歧视意味的中国男子“傅满洲”形象及近些年频现的“眯眯眼”中国女性形象就是通过视听产品及平面广告等方式传播的，BBC 在报道中国的图片及视频上加“阴间滤镜”的操作更是西方新闻史上的一个丑闻。与之相反，不久前登上美国纽约时代广场大屏的中国摄影师罗冰的反种族歧视作品《All in Love》，则给外国受众呈现了一个看待中国女性的正向视野。
发挥摄影和视听作品在国际传播中的“奇兵”作用，需要把跨文化传播的理念融入策划、拍摄、后期制作、平台播发各个环节中，优化叙事语境，不断推出“中国视角，国际表达”的制作精良、有感染力的作品。完成这个目标既任重道远，又大有可为。
四、结语
做好国际传播关键在人。要重视国际传播人才培养，加强外派、交流，积累在不同文化背景中从事传播工作的经验；吸收海归人士、外籍人士加入国际传播，厦门大学美籍教授潘维廉就为福建的对外传播做了大量有益工作；在中国学习、工作、生活的外籍网红是中国开展国际传播需要涵养的重要资源，应为他们更好地了解中国提供必要的便利。在当前的“自媒体”时代，中国公众每天通过镜头在社交媒体上展示着中国的方方面面，也是国际传播的生力军。应鼓励公众探索国际传播的有效路径和叙事语境，充分利用海外社交账号开展传播，让更多的“李子柒们”成为当代中国的民间“形象代言人”。
(作者系中国新闻社福建分社融媒体中心主任，文章刊于《东南传播》2022 年第 3 期)
国际传播界·2022 年 第 7 期
注释：
[1] 邱沛篁等 . 新闻传播百科全书 [M].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
[2][4](美)萨莫瓦等著，闵惠泉等译 . 跨文化传播(第六版)[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71-89，314
[3](美)洛厄里、(美)德弗勒著，刘海龙等译 . 大众传播效果研究的里程碑(第三版)[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107-108
[5] 中国新闻社记者手册 [M]. 北京：中国新闻社，2014.23-24
中新社70年丨世界华文传媒论坛是怎样“炼”成的？******
2017年，我曾在由海外华媒人参与的“我与世界华文传媒论坛”征文活动后结集出版的《家园》一书的序中写下了这样一段话：
“回家的路途是最美的诗行。
我们定期聚首：南京、长沙、武汉、成都、上海、重庆、青岛、贵阳、福州……
世界华文传媒论坛每两年如期而至。
论坛是我们华媒人自己的精神家园，是奔波再远也要赶赴的盛会，是忙碌纷扰中不曾忘记的约定，是新朋故友欢笑畅叙的节日，是故乡的一声召唤和心中的一份企盼。”
“家园”，是多年来海外华媒人对世界华文传媒论坛的“昵称”，也是我多年来同华媒人交往相处而触摸到的他们的共同心声。
由中新社发起举办的世界华文传媒论坛先后在南京(2001)、 长沙(2003)、武汉(2005)、成都(2007)、上海(2009)、重庆(2011)、青岛(2013)、贵阳(2015)、福州(2017)、石家庄(2019)连续成功举办十届。
▲时任国务院副总理钱其琛看望出席首届世界华文传媒论坛的代表经过近20年的淬炼打磨，已历十届的世界华文传媒论坛为中新社进一步创新与海外华媒交流与合作机制，广泛联系全球华文媒体，致力于建设世界华文传媒资讯中心起到重要作用。也获得世界范围内华文媒体同行广泛和高度的认可，形成了较高的品牌效应，并被列入国家级对外传播交流的重要平台。
本人作为从第一届到第十届世界华文传媒论坛会务工作的直接参与者和亲历者，见证了论坛从播种、发芽、浇水、施肥、培土、开花、结果的整个成长过程。
在中新社成立70周年之际，谨以此文记录“世界华文传媒论坛”发展历程中的几个片断。
“长长久久”“六六顺”
2000年秋季，加拿大的一位华文媒体朋友邀请我和同事参加10月份在美国旧金山召开的世界华文大众传播媒体协会第二届年会。
这个由在加拿大攻读新闻学博士的一位中国留学生筹备张罗的“协会”是由美加地区的几十家华文媒体组成的一个松散性协会，有美加地区的30多位华媒人和几位华文作家一起聚会交流，年会正式会议仅半天时间。
是次会议结束前当大家谈论下届年会在何地举行的话题时，我贸然建议并希望下届会议是否可以考虑在中国召开。
回国后，我们写了一份调研报告，向当时主持中新社日常工作的郭招金总编辑汇报。经过中新社社委会研究，我社决定另起炉灶，自己主办一次华文媒体的国际会议。
中新社社委会经过反复研究后形成共识：若要办会就办一个有一定规模和代表性并颇具规格和档次的国际会议；社委会决定由我具体负责筹划此事，社里举全社之力支持。
经过充分酝酿和广泛征求意见，我社决定首届世界华文传媒论坛于 2001年9月16—18日在南京召开。
值得一提的是，论坛会期“9·16—9·18”也是一组非常吉利的数字，寓意“长长久久”“六六顺”“八八发”。
“9·16”遭遇“9·11”
2001年9月10日，我和总社一行工作人员提前到达南京，驻进南京中山陵国际会议中心酒店，作会议筹备接待工作的“最后冲刺”。
天有不测风云。正当我们满怀信心盼着论坛举办的日子快点到来时，却发生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
9月11日深夜11点多，当一天紧张的工作结束后，我已经躺上床。突然接到郭招金总编辑从北京打来的电话：“小夏啊，出大事了！”
我一阵惊讶：“什么事呀？”郭招金总编辑说：“美国刚刚发生震惊世界的恐怖袭击！……你考虑一下，我们这个会还能不能开？要不要临时取消，延期……”
这晴天霹雳无疑如一记闷棍重重地打在我头上，当时头“嗡”的一下被炸蒙，几乎失去知觉，全身瘫软，气力全无，一想到经过近一年辛苦筹备的会有可能会流产，便如万箭穿心。
20多年前，网络不像今天这么发达。当晚我随即打开房间电视，看到凤凰卫视滚动播报美国世贸中心遭恐怖袭击的画面时，心情沉重。
深夜12点多，我又拿起电话对郭招金总编辑说，海外代表的机票都已订好，还有部分代表已提前到达中国，准备15号就到南京报到；南京方面的会务准备也进入倒计时阶段……郭招金总编辑劝我早点休息：“晚上你再考虑一下，我们明天早上再作决定。”
那一夜我思绪万千，翻来覆去，彻夜未眠。
第二天一早我把自己的想法再次告诉了郭招金总编辑，强烈而又坚定地表示，“9·11”事件对大会的如期召开虽然有较大影响，但影响也是有限和可控的，建议会议照常开，能来多少代表是多少，开弓没有回头箭。
9月12日上午社里经过反复研究、评估，最终决定会议还是如期举行，顿时我凝重的心情轻松了好多。
▲首届世界华文传媒论坛于2001年9月16日在南京召开由于首届华文传媒论坛是一件前所未有的大事，受邀的海外代表非常珍视参加论坛的机会。遗憾的是受美国“9·11”恐袭事件影响，许多航班停飞或缓飞，美国约有二十多名代表受此影响未能参会。
但大多数代表并未受此影响，一些代表在“9·11”之前就离开美国回大陆探亲访友，更有一些代表历经艰辛，经过多次转机才来到中国。
“9·11”恐怖袭击至今已20多年了，但至今我还仍然记得有几位美洲地区的华媒代表为参加首届世界华文传媒论坛而不辞辛劳，跨越千山万水、奔波五洲四海，绕了大半个地球，怀着执着、虔诚之心来参加论坛的感人情景……
美国《世界日报》(旧金山版)时任总编辑陈裕如先生在“9·11”后的旧金山时间9月16日，搭乘旧金山恢复航班后的第一班飞机于北京时间9月17日赶到台北，在台北又遇台风滞留一天，18日才转乘飞机于当日下午15点赶到南京。
为满足陈裕如先生与论坛“见上一面”的心情，我们工作人员派车从南京禄口机场直接将他接到大会会场，而此时论坛已进行到闭幕式环节。
当长途跋涉坐了20多个小时飞机，拖着行李箱，风尘仆仆满头大汗一脸疲惫而又面带微笑的陈裕如先生出现在论坛闭幕式会场时，全体代表顿时起立，为他鼓掌致敬并流下感动的眼泪。
另一件令人记忆犹新的事是：因受“9·11”美国部分航班停飞、延飞的影响，巴拿马《侨声日报》社时任社长古文源先生为了按时赶到南京参会，避道美国而绕道欧洲换了五趟飞机，用了四天的时间辗转经过四个国家和地区，绕了半个地球才到达南京参会。
世界华文媒体的“武林大会”
2001年9月16-18日，首届世界华文传媒论坛如期在南京举行，来自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30多家境外媒体的150多人与会。
海外主要华文媒体的代表基本到齐，且与会者都是华文媒体的董事长、总裁、社长、总编辑。
在论坛开幕式当天，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钱其琛会见与会代表，合影留念并发表重要讲话。
会议开得热烈成功，海外参会代表非常兴奋。在论坛闭幕式上，时任国务院侨办副主任兼中国新闻社社长刘泽彭郑重宣布，两年后中新社将举办第二届世界华文传媒论坛时，会场上响起经久不息的掌声。
首届论坛的成功举办得到与会者的高度认可。香港《亚洲周刊》总编辑邱立本说：“中新社办这样一个论坛，邀集世界华文媒体，可说是世界华文媒体的武林大会，在这个大会上彼此交流理念、分享快乐和辛劳。”
牵手世界 见证时代
经过近20年的淬炼打磨，世界华文传媒论坛已成为在世界华文传媒领域享有很高知名度和信誉度的精品和品牌工程。
为保持论坛的品牌形象，我社不断完善和改进论坛的内容和形式，坚持精益求精、不断打磨、服务为上、创新引领的理念，使论坛朝着权威、高端、专业、精品方向发展，力争做到可被模仿，但无法超越的境地。
首届论坛在南京举办时，仅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30多家境外媒体的150多名代表参会。
其后参加每届论坛的代表和国家地区的数目快速增加，到第九和第十届论坛时，已有来自64个国家和地区的430多家媒体的460位代表参会，体现出论坛广泛的参与性、活跃度，以及规模大、参会范围广、人数多、传媒类别齐全的特点。
▲第十届世界华文传媒论坛上夏春平与老朋友印尼《国际日报》董事长熊德龙先生相会历届论坛设置的主题都聚焦中国发展，服务国家国际传播总体大局。从第一届到第十届论坛的主题分别是：
“面对新世纪的华文媒体”(2001)
“沟通·合作·发展”(2003)
“全球中国热中的海外华文媒体”(2005)
“华文媒体与和谐世界”(2007)
“全球金融危机下的海外华文媒体”(2009)
“国际话语体系中的华文媒体”(2011)
“中国梦——世界变局与华文媒体的新使命”(2013)
“海外华文媒体200年——薪火传承与时代担当”(2015)
“一带一路与华文媒体新发展”(2017)
“牵手世界 见证时代——华文媒体的中国故事”(2019)
充分体现出论坛“与时俱进”的时代发展轨迹。
▲第十届世界华文传媒论坛开幕式精神家园和励志“加油站”
世界华文传媒论坛不仅仅是一个庄重严肃“高大上”的会议，也是一个充满温馨和情感的家园。
在论坛的长期打造过程中，我社时时牢记在将论坛打造成一个知名的国际交流平台的同时，也用心赋予它更多人文情怀元素，让论坛成为海外华媒人的精神家园和励志“加油站”，希望华文媒体在世界舆论场的百花园中鲜艳怒放，永不凋谢。
长期以来，遍布五大洲的华文媒体同仁数十年如一日耕耘在华文媒体这块土地上，上下求索，对中外文化交流和商贸往来贡献良多，居功甚伟。
为铭记那些长期在海外为华文媒体的耕耘而默默奉献的老一辈华媒人，我们在几届论坛上设计了“嘉奖”致敬环节。
在第六届论坛上，大会首次设立“资深华媒人荣誉奖”，并专门举办颁奖晚会。
会上我社向长期从事华文媒体事业，从业超过 40年的 9 位海外华媒代表颁发奖状，对他们长期以来兢兢业业倾情奉献华媒事业表示致敬，并希望借此激励华文媒体新生力量秉承传统，继往开来，推动海外华文媒体事业薪火相传，代代相承。
在颁奖晚会上首获殊荣的华文媒体代表分别作了感人至深的发言，引起与会代表深切共鸣。泰国《世界日报》社长黄根和说：“今天的获奖使我对媒体工作更有责任感，也让我更热爱这份工作。我愿以‘一日媒体人，一世媒体人’的意志，继续在泰国为推动中华文化的发展，以及为民族融合作贡献。”
▲“资深华媒人荣誉奖”颁奖仪式有这样一群人：从 2001 年到 2019 年无论他们有多忙，无论他们此前身处何方，总不负这场“回家”的约定。
在2019 年举办的第十届传媒论坛闭幕仪式上，我们特地设计了一个特别环节，为近20年来连续10届参加论坛的12位海外华媒代表颁发“老十届”特别致敬奖。
“老十届”特别致敬奖在华媒代表中产生了极大的反响，同时也无形中增加了中新社同论坛及海外华媒之间的黏性。
日本《中文导报》社长杨文凯表示：“作为华媒的一员，我始终抱着学习的态度参与历届论坛，我有幸参加了十届论坛，能成为华文传媒发展的参与者和见证者，与有荣焉。”
已八十多岁的美国《华府新闻报》主编徐崇民先生用“十全十美”来总结自己参与历届论坛的感受：“从第一届论坛到第十届论坛，每届论坛的主题均契合中国当下的发展和全体华文媒体的发展趋势，为海外华文媒体打开了一扇近距离了解中国的观察之门。”
▲夏春平在第十届世界华文传媒论坛上的工作照作者：夏春平(中新社原副社长、副总编辑)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 [责编：天天中] 阅读剩余全文（）  视觉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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