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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世纪晚期近代早期法国城市基层治理的理念及其实践******

　　作者：杨光（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从中世纪到大革命前夕，法国形成了三种不同类型的社会纽带，维系着城市共同体的凝聚力和市民对城市的认同。不同社会纽带的背后是不同的城市共同体构建理念，在制度层面则形成相应的基层组织和基层治理模式。

　　第一种理念将城市视为信徒的共同体，城市的使命在于模仿和实现“上帝之城”，对本地主保圣人的崇拜和纪念是市民身份认同的纽带，因此城市组织的基本单位是堂区，本堂神甫同时承担堂区内部分世俗管理的职责。这种类型的城市在法国中部和南部较多，比较典型的是昂热。

　　第二种理念将城市视为多个行会联合而成的大行会，市民身份和行会成员身份紧密联系在一起。在这些城市，行会理事同时肩负市政运转和基层管理的双重角色，与行会联系密切的兄弟会是市民团结的重要纽带。这种类型的城市多存在于手工业和商业较为发达的法国东北部地区，比较有代表性的是里尔、杜埃和瓦朗谢讷等。

　　第三种理念将城市视为一个自治和自卫的共同体，城市存在的意义就是保护市民的安全。在当时语境下，城市安全包括对外防卫和内部治安两个方面，前者指不受军队的掠夺、流民的袭扰和领主的侵犯，后者则包括维护内部秩序，应对饥荒、火灾和瘟疫。因此，此类城市的基层治理主要依靠集民兵自卫和市民参政功能于一身的市政街区。街区和与之紧密相连的民兵组织是市政府和市民之间的纽带。这种模式下城市基层治理主要依赖街区官员，巴黎、图卢兹等城市是典型代表。

　　需要指出的是，法国城市构建共同体的三种模式并非截然分明，相互排斥。以巴黎为例，街区是正式的基层治理框架，但行会理事经常被选为区长，而且区长正式就职前需要本堂神甫为其品行担保。由此可见，行会和堂区的代表在以街区为主要框架的基层治理体系中并未缺席。

　　基于不同的历史传统和地域特色，大革命前法国城市基层组织的设置，从名称到职能不尽相同。不过，城市选择以何种共同体理念作为市民认同的纽带和基层治理的基础，从根本上来说取决于城市居民的构成。具体来说，城市基层治理模式与城市人口规模、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城市本身的政治地位息息相关。

　　以堂区为基层治理组织的城市往往是中小城市。城市居民共同的精神生活以堂区为单位进行，堂区的居民往往相互认识并经常见面，便于商议公共事务。此外，堂区登记簿保留了堂区居民出生、婚姻和去世的记录，为市政府了解基层社会提供了宝贵而关键的信息。

　　在行会主导基层治理的城市，行会是市政机构和市民的中介，行会成员对于行会的认同自然转化为市民对城市共同体的认同。在大革命以前的法国城市中，同行业的劳动者往往集中居住和营业，这为行会行使基层治理职能提供了空间上的便利。作为规范和监督成员经济活动、并为成员提供保护的组织，行会既能自上而下地执行市政府的命令，也能自下而上地反映市民的诉求。对工商业占主导的城市，这是一种成本低且效率高的基层治理模式。

　　大体来说，在堂区和行会主导基层治理的城市中，世俗政治权力未能建立起专门的基层治理组织，而是选择借助教会行政体系和行业社团进行基层治理。到18世纪，随着法国民众信仰的淡漠和行会的衰落，这两种基层治理模式的弊端日益凸显，在大革命后或被废除或被改造。相较而言，以市政街区作为基层治理框架能够克服以上局限性。首先，这种基层治理模式不依赖任何社会组织，反映了市政府对基层控制的加强。其次，街区的设置更加灵活，市政府可以根据实际需要，特别是城市空间的扩张，增设街区，而不必依赖堂区和行会的既有框架。最后，正因为淡化了信仰属性和行业属性，市政街区可以包容信仰不同、职业不同的市民，比较适合市民构成复杂、职能多元的大城市。

　　巴黎和图卢兹都用市政街区作为基层治理框架并非偶然。作为首都，巴黎市民的多样性不言自明，而图卢兹则是法国南部奥克语区的中心城市，拥有高等法院、大学等机构。两座城市的基层治理体制都在14世纪末至15世纪初经过市政府和国王的协商后确立下来，并沿用到大革命前。这种基层制度的安排根植于中世纪晚期动荡的历史背景，体现了国王和市民就确保城市安全所达成的共识。

　　由于人口规模和城市空间的差异，巴黎和图卢兹的市政街区在数量、层级以及官职设置上有所不同，但基层治理的理念和实践却是一致的。街区是城市基层治理的基本单元。街区内部被划分为五十户区、十户区等次一级的区域，由区长、五十户长、十户长负责管理。街区的各级官员都由市民推举或选举产生，一般是由辖区中名声好且获得一定职业成就的市民显贵兼任，他们同时也拥有选举上一层官员甚至参加市民大会选举市长的权利。街区基层官员同时担任街区民兵队长，负责征召辖区内的市民组成民兵，平时负责看守城门和维护街区治安，危急时刻则协助城市抵御外敌。因此，街区实际上集社区、选区和军区为一体，其代议职能和军事职能不可分割。总之，以市政街区为框架的基层治理嵌入基于邻里关系和职业声望的人际网络中，让市民显贵担任街区公职的同时受到普通市民的监督和制约，有利于调节城市内部矛盾，促进市民的团结和城市的稳定。

　　然而，市政街区的局限性也不容忽视。首先，市政街区实施的市民自治实质上是有产者的自治。只有在城市内拥有固定住所，按时缴纳城市各项税收的市民才有参加民兵和选举街区基层官员的资格。而当选街区官员的财产门槛要求更高，因为这些无薪水的荣誉职务会占用大量时间，只有家境殷实且有闲暇的市民才能充任。这意味着佣人、穷人、打零工者、流民、外地人等城市下层民众和边缘群体没有政治权利，反而成为街区制度统治和防范的对象。市民内部在16世纪开始发生分化，大商人和食利者等市民上层为了垄断区长官职以及参加市民大会的资格，设法限制手工业者和小店主等中下层市民的参政权。如1554年《贡比涅敕令》剥夺了巴黎手工业者担任区长和当选城市大会代表的资格。街区内市民内部的分化和区长职位的寡头化阻断了中下层市民的上升空间，等级制关系取代了邻里团结，损害了街区乃至城市的凝聚力，并造成街区制度的衰落。其次，从17世纪开始，法国有越来越多的移民涌入大城市，导致以邻里关系和社交网络为基础的基层治理模式难以覆盖所有城市人口，无法应对日益复杂的城市治理问题。最后，街区的自卫职能在17世纪后期因技术和政治原因走向衰落。一方面，随着军事技术的进步和军队的专业化，市民临时组建的民兵在技能、装备和训练上与常备军的差距越来越大。另一方面，近代法国国力、军力的上升让城市免于外在的威胁，而城市民兵在宗教战争和投石党人运动中表现出的自主性又对王权构成了潜在威胁。1670年巴黎城墙被国王拆毁后，巴黎民兵实际上陷入瘫痪；同一时期，图卢兹十户长的军事职能也近乎消失，其职责重心转向基层治安和司法调解。

　　总的来说，同时赋予市民参政权利和自卫义务的市政街区具有灵活性、开放性、包容性的特征，它虽在旧制度末期一度衰落，但在大革命时期又被再度激活，奠定了法国现代城市基层治理的基本框架并影响至今。

　　《光明日报》（ 2023年01月09日 14版）

外媒看中国防疫：“强劲的经济复苏就在前面”******

　　新华社北京1月3日电题：外媒看中国防疫：“强劲的经济复苏就在前面”

　　新华社记者

　　近期，境外媒体纷纷关注到，北京等已渡过疫情高峰的中国城市，复工复产步伐加快，消费活力涌现；道路上的卡车数量增长，国内航班数量上涨，出境航班预订量上升，影院人数增加。疫情防控措施优化调整后，中国经济将出现强劲复苏，并为全球经济稳定和增长起到明显提振作用。

　　“中国经济将实现比预期更快的复苏”

　　外媒称，在中国疫情防控措施调整转段后，上海、武汉等多地民众参加跨年庆祝活动，祈福新一年更美好。

　　法新社1日报道说，在北京，年轻人涌向俱乐部、音乐场所和酒吧；在上海，戴口罩的年轻人在标志性的外滩附近街道上迎接新年到来；在武汉，午夜钟声敲响时，人群放飞节日气球。

　　中国防疫政策优化调整后，北京等多个城市生产生活陆续恢复正常，经济活力复苏。

　　多家外媒对中国优化疫情防控政策后的经济复苏保持乐观。新加坡《联合早报》援引经济学家的观点说，2023年中国经济出现更快、更强反弹的可能性越来越大。

　　彭博社观察到，元旦前一周，北京、成都和武汉等地的地铁乘客人数增加40%—100%，交通拥堵程度上升约150%—240%，表明这些地区的居民正重返工作、购物和餐馆。

　　彭博社报道指出，虽然经济社会活跃度远低于疫情前的水平，但北京等城市活力的快速反弹表明，一旦这波疫情过去，中国经济能够实现比预期更快的复苏。

　　英国《金融时报》援引花旗银行分析师预测说，中国2023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将增长11%，达50万亿元人民币，绝大部分主要城市1月中旬前将渡过疫情高峰。报道称，投资者和分析师预测“未来一年将更加光明”。

　　路透社报道援引国泰君安国际首席经济学家周浩的观点称：“总的来说，我们认为中国经济最糟糕的时期已经过去，强劲的经济复苏就在前面。”

　　“全球投资者渴望回到中国做生意”

　　疫情防控措施优化调整后中外人员往来暂行措施1月8日起实施。内容包括：不再对入境人员实施全员核酸检测，对健康申报正常且海关口岸常规检疫无异常者，可放行进入社会面；取消国际航班的客座率限制；进一步优化复工复产、商务、留学、探亲、团聚等外籍人士来华安排，提供相应签证便利。

　　多家外国在华商会等机构认为，此举有助于恢复中外人员往来和商务旅行，重振投资营商信心。

　　美联社报道说，对于中国结束对入境旅客实行隔离，众多外企表示欢迎，认为这是朝着重振商业活动迈出的重要一步。报道援引中国美国商会董事会主席华刚林的话称，“这为恢复正常商务旅行扫清了道路”。

　　据《金融时报》报道，中国美国商会总裁何迈可预料新一年外国高管们将前往中国。一家在中国内地设有工厂的大型日本制造商的高管表示，他和同事预计将很快赴华。

　　这篇报道援引投资机构PAC创始人廖明的话说，全球投资者渴望回到中国做生意。

　　“在世界迎来2023年之际，中国已经准备了一份礼物。”肯尼亚《民族报》网站在一篇题为《中国防疫新政策对世界经济是利好》的报道中说。

　　文章说，新政策为疫情以来没有返回中国或者没有去过中国的国际学生的未来注入希望，也让许多商人有机会重新激活他们在中国的商业网络。

　　世界将受益于中国经济的复苏

　　“无论如何，中国和世界其他地区一样，会逐渐走出新冠疫情的阴影，世界最终将受益于中国经济的复苏。”美国福布斯新闻网题为《中国新冠疫情防控新阶段对全球经济有重要影响》的文章说。

　　世界旅游组织的数据显示，疫情前中国是世界最大的旅游消费国，2018年中国公民出境游支出超过2770亿美元。

　　美国《华尔街日报》题为《中国人“报复性旅行”将提振2023年旅游业》的报道称，中国重新开放边境意味着中国游客的回归将提振过去依赖他们的企业，特别是在一些周边国家的企业。重新开放对中国的航空公司和旅行社来说显然是好消息，且这些利好将向更广范围扩散。

　　《金融时报》援引麦肯锡全球董事合伙人沈思文预测，到2023年夏季，中国游客出境游将恢复至2019年同期约50%的水平。上海一家旅行社的经理说，1月下旬农历新年期间将出现旅游“井喷”。

　　“我们预计，这将对其他东盟国家的经济产生比越南更大的影响，因为这些国家与中国国内经济的关联度更大。”越通社报道援引越南资本公司首席经济学家迈克尔·科卡拉里的话说。

　　路透社把中国消费者即将为世界各地带来的经济提振比喻为“报复性”反弹。

　　这家通讯社报道说，中国占全球奢侈品市场消费总额的21%。随着1月21日开始的中国农历新年假期临近，全球各地的酒店、餐饮行业也开始做好准备，希望从即将到来的旅游热中获利。

　　肯尼亚《民族报》报道认为，中国防疫政策优化调整利好全球经济，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有望在全球经济稳定和增长中发挥重要作用。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